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包括了整个全球的世界体系。中国以及中国周边的东亚地区是最晚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大的地理区域。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在中国与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和东南亚诸国之间，通过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往来形成了一个“东亚贡赋贸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华帝国的人口和领土占有压倒优势。周边国家以朝贡的方式承认中华帝国“天朝上国”的地位，换取中国的政治承认、军事保护以及进入中国的巨大国内市场的贸易权。

虽然有时中华帝国的“上国”地位也会受到周边强国的挑战（比如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发动的侵朝战争），但总的来说，中华帝国在绝大多数时期处于优势地位，避免了欧洲式的多国相互征伐，保证了东亚体系内部的相对和平，同时也抑制了对外地理扩张的倾向。在中原王朝陷入动荡和衰落时，在周边沿海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强大的海上贸易资本集团。比如，在明清交接之际，以郑芝龙、郑成功为首的郑氏集团曾经发展为垄断着从日本到东南亚海上贸易的武装商业资本帝国，其海军足以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争锋，并且在打败荷兰殖民者后收复台湾。但是，在清王朝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并且巩固了在全国的统治以后，郑氏集团很快衰落并且最终被清王朝征服。

从明朝中期以后，随着来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新作物进入中国，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到十九世纪初，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世界人口和经济总量的比例都达到了约三分之一。这个时期，中国与新兴的、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贸易有很大的增长。中国的茶、丝绸等商品属于当时世界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常处于顺差状态。据估计，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初期从欧洲和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累计约为6亿两（约合2.25万吨），美洲新大陆开采的白银约有四分之三最后流入了中国。依附学派史学家弗兰克称这个时期的中国为世界货币财富的“聚宝盆”。

1757-1763年，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欧洲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进行了“七年战争”。七年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此后，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并逐步征服了整个印度。英国从印度掠夺了大量财富，对于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资本积累发挥了关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到了十九世纪，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印度又沦为英国机器化棉纺织业（工业革命时代的主要工业部门）的主要海外倾销市场。此外，英国利用从印度征集的大量人力组织起一支可以在亚洲、非洲进行侵略战争的殖民军。

除了从印度掠夺大量财富以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项主要利润来源就是与中国的贸易。当时，英国政府每年从茶叶进口征收的关税就占到其财政收入的约十分之一。由于英国和印度的普通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东印度公司不得不为了从中国进口茶、丝绸等支付大量白银，这使得东印度公司可以从印度掠夺的财富大打折扣。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美国的其他资本家开始向中国大量出口鸦片。到了十九世纪初期，鸦片贸易不仅足以抵消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丝绸等商品还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最终迫使清王朝派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

在经过了一番虚伪的辩论以后，英国议会宣布，中国政府销毁鸦片和处置英美不法商人的正当行为是“一起极其严重的罪行 —— 一起邪恶的冒犯 —— 是对正义的粗暴违反，为此，英格兰有权利，绝对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按照“上帝和人间的法律”，“用武力要求赔偿，如果和平的方法被拒绝的话”。

1839年，英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1842年，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赔款白银2000万两，割让香港，开放上海等地为通商口岸，此后又逐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中国开始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半殖民地。

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后，中国内部的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在广大的农村，前资本主义的租佃剥削关系仍然基本保持着，传统地主阶级仍然是农村的统治阶级和主要剥削阶级。但是，随着近代工业制成品的输入，传统手工业逐步衰落，一部分破产农民来到城市，成为早期的近代无产阶级。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商人作为中间人获得暴利，成为早期的买办资本家。也有一些官僚、地主开始效仿外国资本家，采购外国机器，建立起近代化工厂，成为早期的民族资本家。甲午战败后，大批官僚、资本家的子弟对旧的封建国家完全丧失信心，纷纷前往日本和欧美诸国留学，开始初步接受并传播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些留学生以及海外华侨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第一批初步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文化的近代知识分子，也是中国近现代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前身。

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到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的各个主要阶级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王朝被严重削弱，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军阀集团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以曾国藩和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和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集团分别进行了以有限的海陆军近代化为目标的所谓“洋务运动”，一度稳定了清王朝的内部统治并缓解了边疆危机。但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清王朝勉强维持着的内部和外部平衡被打破。甲午战败，朝鲜“独立”（后成为日本殖民地）、割让台湾，标志着历史上的东亚贡赋贸易体系彻底瓦解。清王朝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以后（包括《马关条约》赔款和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后的额外赔款），清朝财政彻底破产，日本则获得了发展军事重工业的启动资本。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已经面临着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瓜分的危机。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这标志着以民族资产阶级、近代知识分子为主要社会基础的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由于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社会基础十分狭窄，严重脱离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因而只能依靠会党等传统秘密组织和受到了革命思想影响的“新军”（清朝末年的近代化陆军）下层官兵来发动小规模起义。武昌起义初步胜利后，由于得不到各省军阀集团的支持，特别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不了稳固的政权，政权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转机。1920年以后，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国际决定大力支持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关于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世界革命路线的变化，在以后的“学点马克思主义”中再做介绍）。在这个背景下，主要由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苏联决定给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以财政的和军事的援助。国民党改组并实行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在形式上成为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但是实际上其上层掺杂了大批来自地主、买办资本家、军阀和官僚的投机分子。孙中山逝世后，原来就很不稳定的各阶级联盟很快破裂。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广大的农村依靠传统地主阶级作为统治基础，在城市则主要依靠各国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蒋氏南京“国民政府”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国家中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政权。

甲午战败后，不仅东亚贡赋贸易体系全面瓦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华帝国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中国政治舞台上各阶级面临的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在基本保全历史上中华帝国疆域的条件下，将中国改造为一个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近代化民族国家。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而产生和发展不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随着中国面临着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的危机，在中国早期近代知识分子中最早产生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以及中国要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要求。这种近代民族思想，后来又经过历次革命运动才逐步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中国要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其前提条件，是要能够充分动员本国的经济剩余用于资本积累和近代工业化。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经济中的绝大部分经济剩余来自于农业，而农业的经济剩余又全部被传统地主阶级挥霍浪费。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将农业的经济剩余集中到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近现代国家手中，中国就无法开始工业化进程，也无法启动近现代经济增长。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00亿元（银元或战前法币）。据经济学家研究，当时中国的国民收入中超过劳动者必需消费的经济剩余约为8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被地主阶级占有和消费；能够用于工矿业生产性投资的只有6亿元；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约5亿元，主要用于军费和偿还赔款、外债本息。

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中的相当一部分又被外国帝国主义以各种方式掠夺和剥削。据统计，1895-1930年间，中国支付历次战争赔款约8亿两白银，支付外债本息12亿两白银，外国在华投资汇出利润25亿两白银。以上各项合计45亿两白银，大约相当于20次《马关条约》赔款或者10次《辛丑条约》赔款。（按照当时汇率，一两白银约合0.7美元或1.4银元；1933年，一块银元可以买25斤大米）。

这说明，如果不根本改造旧中国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农村的阶级关系），中国就不可能具备开始近现代工业化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而要全面改造旧中国的阶级关系，又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传统地主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在中国的统治。这个历史任务后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名义上是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实际上是由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来自工人、农民的一些优秀分子共同组成），通过发动中国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无地少地的贫农和下中农）才完成的。

图一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自1870年至2008年与“帝国标准”（英、法、德、美四国加权平均的人均GDP）相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如图，从1870年至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指数相对于“帝国标准”一直趋于下降，从1870年的23%下降到1950年的6%。只有在大萧条开始的1930-1932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幅度萎缩而中国经济由于实行银本位一开始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冲击，中国的人均GDP指数在那两年得以被动上升。到了1950年，中国已经沦落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贫穷的外围国家之一。

相比之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均GDP指数在5%-7%之间波动，基本制止了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相对地位的下降。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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